（上接2014年1月3日7版）而“浙东史学明招文化”的资料相对较多，见诸相关文献的文字资料也比较丰富，但是，相反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在吕祖谦与明招文化的史料中，鱼龙混杂，许多说法不一定准确，有的甚至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于是，叶一苇先生就把“浙东史学明招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解析和存疑上来。
叶一苇认为：“阮孚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为寺（名惠安寺，清乾隆二十年，敕赐名智觉寺，俗称明招寺，为我省最早寺院之一），客观上为南宋史学文化准备了物质条件，自吕祖谦在明招寺筑坛讲学以后，史学的钟声打破了武义这个“世外桃源”的沉寂，从“隐”变为“显”。从此，明招山之名，震撼了南宋的半壁江山。
提起理学，武义人不会忘记巩庭芝.在北宋时代，他住在山东东平郡的须城.建炎南渡（约在公元1127年之间），迁居于武义曲湖（今巩宅）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了许多学子。姜特立称赞他为“风采儒林虎，波澜学海鲸。”（《山堂巩先生挽诗》）他的讲学活动，在武义的历史上写下了“武义人士知义理之学自庭芝始”一笔，武义的知县汪正泽概括为“前席开朱吕，贤声属祖孙”，是明招文化的矢蒿，而作为先进的明招文化，还是金华人被谥为吕成公的吕祖谦开始。
当南宋理学兴盛之际，朱熹，张栻和吕祖谦成为“东南三贤”；乾道，淳熙以后，吕祖谦以独立的学派，显示“婺学”的异彩:
作为南宋理学家的吕祖谦，他是博取众长“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既取朱、陆，而又汲取永康陈亮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
叶一苇较为详细的为我们描述了吕祖谦和推动学术思想。叶一苇认为，作为南宋思想家的吕祖谦，他是进步的。他身为封建统治文职官员，却悟识到“大凡天生万物将欲留于天地之间，须人人均足，方是两间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的道理（《史说》），提出“均田”和“富恤贫”的设想。他对“法治”与“德治”问题上，认为“德治”更为重要。他说：“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实疏；以德结人，其外虽疏，其中实密。”（《史说》）他认为事物是矛盾存在的，说:“天下事必有对，盛者衰之对，强者弱之对。”（《易说·大壮》）不仅是相反的，而且是“相治”的（《易说·蹇》），因此，他的学说充满着辩证的唯物思想。
作为南宋历史学家的吕祖谦，他是发展的。他认为一切事物是在发展的，提出“天下事向前则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易说·蛊》）他强调“日新”，“如天地之道，寒往暑来，不已不息，所以为天地之常。”（《易说·恒》）他认为“合群策，集事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必须“有因有革”。他把历史学习的研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打破了传统的“以经为本”。
作为南宋教育家的吕祖谦，他是务实的。他提出“育实材而求实用”的培养目标，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在治学上要“求同存异”，“勇于存疑”，“知其所以然”。
吕祖谦家居金华却与武义明招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南渡东莱翁，实在肇幽宅(坟墓)。”（《巩丰〈咏玩珠山〉》）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于绍兴元年死后葬于桂州，后二十四年（约1155）改葬于武义明招山，这是吕祖谦与明招山结缘的开始。此后，吕祖谦的三位夫人先后去世，她们都葬于明招山；吕祖谦的母亲、父亲也葬于明招山，在这些日子里，吕祖谦反复地往返于明招山。其中两次为其父母守墓，留住的时间较长，大约前后有六年的时间；其它因节日上坟等仍须来明招山。由于明招寺为他提供了住居条件，因此就自然地成为吕祖谦到这里作为著述和讲学的特殊场所。
明招山是武义的“近水楼台”，可有“先得月”的机遇，武义的一些好学有为的青年，如巩丰，巩岘，洪无竞等就捷足先登到这里来向吕祖谦问学，留住于此。又由于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全面地反映了南宋社会的思潮，所以四方的学者闻风而来，形成群英咸集的盛会。
对那时明招山的具体情景，吕祖谦也有零星的记述:“（鸡）一鸣，弦诵（读书）之声与钟梵（和尚念经）交于庭户。日旰休息，岸巾曳履相追于松阴。”（《洪无竞字序》）可惜这样生动的描述资料太少，我们只能在这种片羽吉金中去想象了。至于吕祖谦的学生究竟有多少，说者都凭自己所见的资料作了许多猜测。吕祖谦最得意的学生巩丰在《咏玩珠亭》诗里说：“岁时来上冢（坟），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数字虽然笼统，但这是最可靠的资料。在古代那种交通阻塞的情况下，“同门至千百”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由于明招山出现了这样空前热闹的现象，必然引来了吕祖谦的朋友，全国学者名流的瞩目。因此，朱熹，陆子寿，陈傅良，黄干以及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薛士龙、徐居厚都先后来过明招山，或探访，或交流，或辩难，或讲学，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小小的明招山成为全国的文化名山，连一草一木也喷射出先进文化的芬芳!
清康熙庚午年（1690），武义教谕翁崇年发起，根据有关资料，在明招寺内重建了“朱吕讲堂”（有称“朱吕讲院”）以资永久纪念。后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各朝历经修建，扩建，于是留下了“朱吕讲堂”作为明招文化的历史遗迹。所谓“朱吕讲堂”，说得确切一些，是“吕祖谦讲堂”，朱熹恐是一种虚的性质。从“朱吕讲堂”这个经过历朝审慎标明的名称，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吕祖谦在明招寺讲学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形式。
于是，叶一苇认为，明招史学文化对武义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具体他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详细的叙述。
（一）先进的教育思想对武义县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明招山讲学活动热潮的冲激下，武义县城，再也不能像“世外桃源”那样不知外面世界了。自乾道八年（1172）以后，武义人中进士者有41人之多，有些是吕祖谦直接培养的学生如巩丰，陆游向朝廷荐举，说他“材识超卓，文辞宏赡”。很多是受吕祖谦教育思想的影响而取得成就的。中了进士就走上了仕途之路。武义县在文科上“名冠八邑”，于是武义人充分的意识到：要读书，要发展教育。
明招讲学浪潮使武义旧的教育思想第一次受到大冲击。南宋文林郎奉化人戴表元在《题巩仲至耳目志》中反映了这种情况：“往时朱吕二氏（这里的‘朱吕’是指吕祖谦，朱熹是因为尊重他而虚提的）以私学教授其徒，（‘私学’指吕祖谦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不为时论所容……卒之（最后结果）俗成论定，常所受业者皆去（离开），为名丈夫，四方万里，虽妇人孺子闻而慕为正人不疑。”他在这里提到当时明招山吕祖谦的讲学形式和教育思想（吕祖谦与朱熹是不同的），当时“不为时论所容”，后来事实表明这种教育的效果，使“受业者”成为“名丈夫”，“四方万里，虽妇人孺子闻而慕为正人不疑”，这是社会上舆论的改变。从“不容”到“不疑”，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折啊。
过去武义的儒学是在孔庙中辟一学习场所，招收学子进行教学，是官办的，由政府委派教谕主持其事，所习的儒家经书，惟经独尊。而吕祖谦却把经书和一些历史著作相提并论，把儒家的经典本身也作为一种历史资料。这两种观点反映在教育方法上，用通俗的话说，前者是“死读”，后者是“活读”。前者是属于朱熹一路的“心学”范畴的教学方法，后者是属于吕祖谦“经世致用”的教学方法。他把亲写的《东莱博议》一书作为教学教材，具体地说明了这点。
第二次教育思想的大冲击，是在壶山小学堂成立的时候。
壶山小学堂（今县城壶山上街184号）是清乾隆三年（1738）武义知县张人嵩把新司西所建的近思堂改建的，乾隆十四年（1749）易名武城书院，后又易名壶山书院。这是武义有“书院”的开始。（《嘉庆志》：武义“旧无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书院的基础上创办“壶山小学堂”，创办人首任堂长是王式桢。他秉承“明招文化”的精神，同时又深受维新思想影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当时百日维新时光绪关于办新学的诏书已被作废，而由慈禧太后点头的代表清政府的“废科举，兴学校”的指令尚未下达(直至三年后的1905年9月方才正式下达)，保守势力指责王式桢怪异狂妄，对他威胁利诱，以种种借口阻止办学。